2020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7年，也是从传播规划期转向高质量发展期的关键一年。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同138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随着一批批中外合作项目落地，“一带一路”的成果在不断增加。
人民日报海外网全球舆情监测分析系统数据显示，多家国外智库在“一带一路”7周年之际发表文章，驳斥“债务陷阱”论，许多经济学家、智库和国际机构一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主要是受经济因素推动，而非想要主宰世界的地缘政治野心。同时，不少海外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今后发展给出了建设性意见。
一、国外智库驳斥“债务陷阱”论
过去几年，一些西方媒体及政客大肆抹黑中国，不断重复“‘一带一路’倡议是‘债务陷阱外交’”的错误说法，称中国提出该倡议是出于想要主宰世界的地缘政治野心。美国副总统彭斯曾批评中国在斯里兰卡使用“债务陷阱外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多次警告各国不要加入“一带一路”。
然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对非洲贷款在线/互动数据库（2000-2018年）项目研究表明，“债务陷阱”论的说法毫无依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破除“债务陷阱外交”迷思——沿线国家如何影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报告中指出，此类地缘政治威胁说法虽然是错误的，但却仅仅因为简单易懂而令不少人相信。同时指出几乎所有的“一带一路”项目都是由东道国出于本国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发起的。
（一）“债务陷阱”论从何而来
“债务陷阱外交”说法源于2017年新德里一家智库有关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评论，评论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导致一些沿线国家债务水平过高，无法偿还，不得不以其他方式抵偿债务。之后，“中国推行‘债务陷阱外交’”的论调开始在印度的智库圈内兴起，并在两名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撰写的论文中被进一步深化。此后，《卫报》、《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都引用了这篇学生论文，作为指责中国“邪恶意图”的“学术论据”，“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开始在媒体界、情报界以及西方政府间流传。
（二）数据表明并不存在“债务陷阱”
大量的数据材料直接印证了“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失实。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有40%非洲国家陷入债务困境，但多数国家的债权人是欧美国家银行、企业等。这意味着，如果真的要说是谁把非洲国家拖入债务陷阱，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难逃其责。正如津巴布韦主流媒体《先驱报》指出，美国才是“债务陷阱”的始作俑者。
▲津巴布韦主流媒体《先驱报》指出，美国才是“债务陷阱”的始作俑者。（图片来源：freeimages）
今年7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启动了中国对非洲贷款在线/互动数据库（2000-2018年）。数据表明，54个非洲国家中只有3个存在涉及中国的债务问题，其中只有1个有较大影响；此外，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反映出中国在非洲故意利用债务来获取不公平的战略优势。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发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大卫·杜尔题为《中国”一带一路”走过七年》的文章，文章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被美国视为挑战，美国官员将其称为“债务陷阱外交”是夸大了美方的恐惧。实际上大多数国家拥有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既从中国借款，也从西方捐助者、多边银行和民间借贷机构等方面借款。并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国家对中国有特别的依赖。
文章对各借款方进行了比较：来自民间的借款大多利率过高且期限短（通常最多为五年）；西方捐助者及多边银行的赠款或贷款往往更加关注社会服务、行政管理等方面，而减弱了对基础设施领域的贷款。以世界银行为例，成立之初约70％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目前约是30％。此外，西方捐助建立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限制、耗时长，东道国必须遵守第一世界的法规。因此，东道国选择与中国合作，开展运输、电力等基础设施项目，而选择西方捐助者进行社会服务方面的贷款，选择民间借贷机构提供一般性短期预算资金。
同时，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了有关中国威胁的说法不成立。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英国广播公司在对非洲及其他中国开展投资基建的地区进行民意调查时发现，大部分当地民众都把中国看作是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例如，2014年，在肯尼亚、加纳，以及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进行调查时，分别有65%、67%、85%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态度。这样的调查结果充分显示了，“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愿景。
（三）“一带一路”项目的实际情况
今年8月，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题为《破除“债务陷阱外交”迷思——沿线国家如何影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长篇报告，其结论是：有关“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相关项目遵循的是经济学逻辑，而非地缘政治。
1、“一带一路”项目遵循的是经济逻辑
报告指出，“一带一路”项目遵循的是经济逻辑，而非地缘政治逻辑。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为了鼓励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寻求更加丰富的资源与更广阔的市场。
解释“一带一路”时，强调地缘政治战略的说法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将该倡议视为西方力量衰落和“中国崛起”的一种表现，要比研究更复杂的经济驱动因素更加容易。
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主要受经济驱动，一方面体现在管理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而非外交部等其他部委，表明了“一带一路”的发展重点在于经济；另一方面体现在获批的项目上，“一带一路”政策文件中提出了“六廊”作为重点发展方向，但在实际投资中，有不少项目集中在东亚和发达经济体，这也反映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遵循的是经济学逻辑，而非地缘政治。
2、“一带一路”项目一直是由东道国驱动的
报告称，“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并非简单依照中国的单边战略实施。“项目只能通过中国与130多个伙伴进行双边谈判逐步发展，经过无数次互动后共同创造。”
“一带一路”项目一直是由东道国驱动的，通过东道国政府的申请而正式启动。假使中国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推出一系列的项目，也无法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这些项目。只有东道国表示同意，中国企业才能在该国承接项目，保障运营，提供贷款。毫无疑问的是，东道国只会支持那些符合本国需求和利益的项目。中国明确承认这一点，并强调“一带一路”应通过双边对话来推进，以便将中国企业的利益与东道国的发展相结合。
简而言之，几乎所有的“一带一路”项目都是由东道国出于本国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发起的，而绝非中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所实施的。
3、典型案例：斯里兰卡与马来西亚“一带一路”项目不存在“债务陷阱”
“一带一路”的批评者总喜欢将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作为“债务陷阱外交”受害者的典型代表。
“债务陷阱外交”论直接源于斯里兰卡的经历。常见的说法称，中国借钱给斯里兰卡，在其南部海岸的汉班托塔建一个大型港口，中国知道斯方会遭遇债务困境，这让中国得以用债务减免来换取该港口的控制权。
报告称，这种常见说法存在许多误解。首先，汉班托塔港项目是由斯里兰卡政府提出的，而非中国。在汉班托塔建造一个新港口，几十年来一直是斯里兰卡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其次，汉班托塔港的建设与运营一直都是商业性行为，而非地缘战略行为。再次，斯里兰卡的债务困境与中国贷款无关。一方面，其国内管理不善，加之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引发债务问题；另一方面，西方主导的资本市场过度借贷也是造成斯里兰卡债务困境的重要原因。最后，中国海军舰艇并不能使用该港口，它将是斯里兰卡本国南部海军司令部的新基地。
报告的主要撰写者之一李·琼斯在其后发表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个总体规划》一文中提到，2016年，中国借贷仅占科伦坡外债的6％，斯里兰卡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并非是由来自中国的贷款所造成的。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出于商业考虑，租下了港口，斯里兰卡用租金还了其他债务，增加了外汇储备。
此外，一些分析人士也将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双边合作称为“债务陷阱外交”。报告指出，就像在斯里兰卡一样，“债务陷阱”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中马之间的合作主要由马来西亚的商业、经济和政治需求所驱动的，也并无证据表明中国对项目进行控制。
中国对海外的投资是出于商业考量，而非其他。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成为“受害者”主要是由于金融市场的主导权引起的，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以此为例提出“债务陷阱”论是站不住脚的。
二、“一带一路”发展建议，关注数字与卫生领域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被视为疫情后世界经济重要推动力之一。对于“一带一路”今后的发展方向，国外智库及媒体也提出了建设性建议——关注数字与卫生领域。
（一）关注“数字丝绸之路”
在疫情中，数字经济的潜力显而易见，线上研讨会、在线教育等改变了过去人们的工作和学习的模式，可以将这种“新常态”融入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
▲数字经济成为“一带一路”新的增长点。（图片来源：pixabay）
此前，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评论文章《疫情将如何影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疫情将加速数字“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在疫情全球流行的情况下，世界需要多边反应协调机制来应对数字化挑战，包括制定新的政策和法规，以使更多国家能够弥合数字鸿沟、享受数字红利。
东南亚、中亚、非洲、中东欧等新兴市场正从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是共建数字“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具体来说，2020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双方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安全、智慧城市等领域可深入开展广泛的创新合作。中亚地广人稀、信息化基础和应用较落后，中国与中亚各国在能源产业、互联网、跨境电子商务、数字金融、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有充分的合作空间。在非洲，来自中国的智能手机等产品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具有广阔的市场；同时，中非双方在信息技术教育方面也可开展合作。中东欧国家和中国的数字化企业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将运用中国先进的弹性计算、数据存储、物联网等云计算产品和技术推动工业产业数字化转型。
在全球抗疫的大环境下推进共建数字“一带一路”，一方面能为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防控疫情提供及时有效的经验分享和技术保障；另一方面，也能更有针对性地挖掘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
（二）关注“健康丝绸之路”
2020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的书面致辞中强调，愿同合作伙伴一道，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唿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要加强团结合作，携手抗疫、共克时艰，维护世界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俄罗斯报》网站刊发题为《“一带一路”赋能全球抗疫》的评论文章，文章称，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保持密切沟通，提供医疗设备、检测试剂、药品等抗疫物资，保持跨境货物的畅通通行。在疫情面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找到了新的合作机遇，不断增强公共卫生领域务实合作。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专家称，新冠疫情揭示了一些国家在卫生和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存在的不足。作为解决方案，中国提出的“数字丝绸之路”和“健康丝绸之路”的倡议将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和地区的恢复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外交官》网站刊文表示，将“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发展方向集中于数字和卫生等领域的项目上，将有助于在全球抗疫的环境下，引发更多国家参与的兴趣。对这些项目的投资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扩大软实力，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机会。
此外，国外智库也为各方如何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提出了建议。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在《破除“债务陷阱外交”迷思——沿线国家如何影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长篇报告的结尾指出：中国决策者应注重改善项目管理和国有企业监管。
在“一带一路”倡议今后的发展中，可逐步向精细化发展方向转变，加强项目监管，适度提高项目透明度；适度关注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投资项目；深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完善治理体系和激励机制。
同时，各东道国的决策者应提高其规范“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项目的能力，其他国家的决策者应从更加客观的角度看待“一带一路”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