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苏联动物学家兼遗传学家德米特里·别利亚耶夫(Dmitri Belyaev)前往西伯利亚，寻找他能找到的“最有礼貌”的狐狸。
别利亚耶夫对动物的驯化如何发生，以及野生犬科动物演化成性情温和的狗的过程中，其生物学特征会发生什么变化很感兴趣。在西伯利亚乡村，分布着数千个狐皮农场，这是他进行实验的理想场所。
别利亚耶夫开始培育特别温顺的狐狸，并观察其幼崽的性情。在短短三代之内，这些狐狸对人类的恐惧和攻击性明显降低。到了第四代，一些幼崽甚至会像寻回犬一样摇着尾巴接近捕捉者。这些动物对人类表现出友善的迹象，表明它们已经被驯化。
美国杜克大学的人类学家布赖恩·黑尔(Brian Hare)认为，人类在演化历史中也无意间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这使得我们比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更具有合作精神。
虽然别利亚耶夫的狐狸经历了人为培育的演化过程，但布赖恩·黑尔等人相信，在智人(Homo sapiens)中，自然选择更倾向于友善的性情。换言之，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人类在自己的演化过程中自我驯化，这种更随和的举止和态度造就了我们在地球上的成功，也令我们一直繁衍至今。
布赖恩·黑尔在他的新书《最友善者生存：理解我们的起源并重新发现我们的共同人性》(Survival of the Friendliest： Understanding Our Origins and Rediscovering Our Common Humanity)中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与周围的人更容易合作、更愿意妥协的人，更可能获得生存优势?他写道，暴力和侵略性并不总是一种合理的演化策略。成为群体中的首领，意味着更经常地卷入危险的遭遇中，成为更大群体的目标;为了最大的利益，你要排除那些具有威胁性、破坏社会稳定的雄性。
“当你回顾大自然，会看到当一个物种或多个物种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或以一种新的方式取得成功时，友好或合作的增加通常是故事的一部分，”布赖恩·黑尔说道。他引用了开花植物(即被子植物)的演化作为证据，这些植物正是在1亿年前与传粉者合作而演化而来的。作为最早被驯养的动物，狗也因为友善而具有更高的适应性——对人类友善的狼会有更可靠的食物来源和更好的生存机会。
对人类而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发生在4万至9万年前的认知革命。当时人类的创造力迸发出来，涌现出了大量工具、武器、雕刻品和洞穴绘画。合作意味着技能和知识能够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类祖先群体内部，以及群体之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
驯化综合征
此前，有关人类自我驯化的观点曾多次引起科学家的不满。一些人声称，人类的自我驯化将我们拉低到与其他物种同样的地位，使我们像其他驯养动物一样脆弱和具有依赖性。达尔文观察到，不同物种的驯养动物之间有某些共同特征。例如，家养动物的耳朵往往比野生动物的耳朵更松软，尾巴更卷;它们体型更小，下巴凹陷，牙齿也更小。驯化还会缩小大脑的恐惧中心——杏仁核，从而减少攻击性和恐惧反应。
别利亚耶夫注意到，他驯养的狐狸最终长出了黑白相间的斑点，这种特征现在被认为是驯化的经典标志。你可以想想那些黑白相间的牛、马、狗和猫——尤其是四足全白的黑猫(被称为“乌云踏雪”)。
问题是，除了温顺之外，其他这些特征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别利亚耶夫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表明，如果对友好和合作的狐狸进行选择，你会得到一大堆没有任何作用的其他特征。从演化的角度来说，这些特征是非适应性的，就像男性的乳头一样。研究者将这些特征统称为“驯化综合征”(domestication syndrome)。
多年来，科学家已经认识到，驯化似乎保留了类似幼体的心理和生理趋向，尤其是那些能引起父母和其他成年个体关心的特征，比如“更可爱”的、有点无助而且对人类友好的特征。这些都支持了布赖恩·黑尔的论点。最近的科学研究已经拼凑出了这其中的原因。
在脊椎动物的发育过程中，胚胎的后部会短暂存在一条名为“神经嵴”的细胞带。当胎儿在子宫内生长时，这些细胞在身体各处迁移，帮助形成我们面部和下巴的软骨和骨骼;我们的色素细胞和外周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也起源于神经嵴。神经嵴细胞还形成了我们的肾上腺髓质。肾上腺能释放皮质醇——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和肾上腺素，参与我们的战斗或逃跑反应。
家养动物的肾上腺较小。布赖恩·黑尔认为，对友善的选择会减少神经嵴迁移，因此，由肾上腺激素驱动的攻击性和反应性行为也会减少。
但是，到达预定目标的神经嵴细胞的减少也影响了它们在身体中所驱动的其他特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家养动物的鼻子和下巴更小，以及会出现缺少黑色素的白色皮毛。科学家已经知道，驯化——无论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似乎都涉及到一种名为BAZ1B的基因的选择，这种基因有助于在发育过程中驱动神经嵴迁移。
近年来，在提及自我驯化理论时，最经常提到的便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理查德·朗汉姆(Richard Wrangham)。他是布赖恩·海尔的研究生导师，两人也长期合作，研究某些物种是如何驯化的，包括一起前往西伯利亚研究别利亚耶夫的狐狸(尽管别利亚耶夫于1985年去世，但他的实验在60年后仍在进行)。
20世纪90年代末，别利亚耶夫的长期合作者柳德米拉·特鲁特(Lyudmila Trut)的著作让理查德·朗汉姆想到，西伯利亚狐狸的故事可能会对灵长类动物的驯化，特别是倭黑猩猩的驯化有所启发。
倭黑猩猩一家正在进食。图片拍摄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罗拉亚倭黑猩猩保护区。
倭黑猩猩和黑猩猩是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然而，黑猩猩通常暴力成性，而倭黑猩猩的生活更和平，由雌性掌握着社会权力。和人类一样，雄性倭黑猩猩也很暴力，但雌性会团结在一起，以控制过于好斗的雄性。与黑猩猩不同，倭黑猩猩不会杀害自己物种的成员。它们还有大量的性生活，这为它们赢得了“自由恋爱”的名声。
理查德·朗汉姆说：“我开始认为，在倭黑猩猩中，自我驯化是选择对抗侵略性的最佳方式。”他和布赖恩·黑尔都认为，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性情差异来源于其各自生活的地方。
黑猩猩在非洲一些食物更匮乏的地区演化而来，在那里它们不得不与大猩猩争夺战利品。倭黑猩猩的演化则是在富饶的刚果盆地。布赖恩·黑尔解释道，尽管在条件艰难的时期，专制和侵略性具有演化上的优势，但在一个群体中只有少数个体能获得大部分资源和繁殖机会的等级结构中，代价可能极其高昂。黑猩猩和狒狒的数据都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种群有了一种可用的新资源，或者资源变得丰富，那么侵略性就不再具有优势。
根据对倭黑猩猩的研究，理查德·朗汉姆将这一想法更进一步，把同样的理论应用到人类身上。他说：“我已经意识到倭黑猩猩和人类之间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因此人类的自我驯化就具有了一种令人着迷的可能性。”
研究发现，在群体中成功的往往是那些最友善的雄性倭黑猩猩。布赖恩·黑尔认为，人类和倭黑猩猩有着相似的过去，在我们的演化过程中，新的生态环境——也许是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水果和动物群更丰富的地区——改变了我们对社会互动的计算，有利于合作。
顺境中的朋友
的确，人类比大多数其他物种更善于合作。然而，人类又该如何看待自己犯下的诸如谋杀、种族灭绝和奴役等暴行的能力呢?
当我们变得更加社会化且更有合作性时，我们开始强烈地认同自己的社群。这样一来，我们对其他人——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圈子之外的任何人——都会更有疑心。
“有两种方法可以组成一个群体，”西班牙国家人类进化研究中心的古神经学家埃米利亚诺·布鲁纳(Emiliano Bruner)说，“第一种方法是，你可以依赖人们的共同之处，并重视这些相似性。另一种方法则是强调与另一个群体的差异。这两种策略都可以奏效，但在第一种情况下，你赌的是爱，这通常很困难，因为这需要接受我们之间的差异。在第二种情况下，你赌的是仇恨，不幸的是，这要容易得多!”
正如心理学家所说的那样，自我驯化给人类的内部群体带来了凝聚力——我们与自己的小圈子联系得更加紧密。但与此同时，这也带来了更深层次的仇外情绪。“人类常常以意识形态、性别、种族、政治差异或任何能找到的名义组成联盟，对某些人产生憎恨，”布鲁纳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社会化物种很容易被操纵。个体需要感觉到他们属于一个群体，并且他们准备做任何愚蠢的事情来进入这个群体。因此，人类常常害怕孤独。”
偏见是有毒的，可悲的是，人类经常被困在偏见之中。但是根据布赖恩·黑尔的说法，我们伤害和剥削其他人类成员的意愿其实根植于更深的心灵深处，而不仅仅是不喜欢他们。相反，这是因为一开始就没有把他们当作人类看待。
“去人性化”的能力或许是智人最暗黑的品质。我们本能地让自己看不到那些我们恐惧的人，或者那些可以利用之人的人性。布赖恩·黑尔引用了一些支持他观点的神经科学研究，“大脑中存在一个可能会抑制同理心的网络，使我们不再计算那些威胁自己群体的人在想什么——你不一定会把那些人视为完全的人类，”他推测，“你所用的认知能力可能正是你在与桌子或椅子互动时用到的，这就排除了道德约束。”
如果这一理论成立，那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战争、奴役和其他人类暴行在大约1.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之后，便开始在日益合作的文明中出现。
布赖恩·黑尔认为，如果用偏见来解释人类的社会弊病，我们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错误的问题上。如果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和政治家等尝试用大脑机制来解释人性缺失的问题，成功的概率可能会大一些。他认为，这样做甚至有助于缓和美国令人窒息的政治两极分化。
布赖恩·黑尔并非独自发明了人类自我驯化的概念，而是建立在理查德·朗汉姆和该领域其他学者的基础上。不过，朗汉姆回忆道，黑尔的工作(包括对西伯利亚狐狸、狗和倭黑猩猩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论据，表明友善的人类心理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我们会对熟悉的人更加友好，而对圈子以外的人更有侵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