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职能部门正确地做事，企业才能做正确的事。
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有着一个共同的发力点——稳企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微观政策要活”。通过积极的企业政策，为企业提供贴心服务、为市场主体保驾护航，无疑是当务之急。
财政政策有积极，企业政策其实也有“积极”。产业政策、人才政策、招商政策、创新政策、消费政策、外贸政策等等，都可归结到“积极的企业政策”。那么，什么是当下需要的“积极”？
让企业减负、减压、赋能、增值，是“积极”；降低企业的用人、用地、用能、用政策的成本，是“积极”；走近应用场景，对接企业诉求，是“积极”；同经营管理保持距离，不干扰不干预，是“积极”——归根到底，政府要通过政策和服务，营造绝对便利、相对便宜、本质公平、全面安全的商业环境，让企业感到自在、踏实、放心。
对标这样的要求，反观目前有些方面的政策设计，就不难发现有需要改进之处。
比如，政策的设计，需要简化。当下政策似有繁复之势，体例工整，行文规范，篇幅则较长。很多时候，出发点很好，但是企业往往看不过来、看不明白，以至于有企业抱怨政策太“贵”了，用不起。这方面，不妨学学美国版的“放管服”：美国联邦政策汇编由上世纪60年代的2万页膨胀到现在的18.5万页，白宫高调喊出“二换一”：每出台一项新规则，必须砍掉两项旧规则。总而言之，cut，cut，cut！（“减，减，减”）
政策的传播，要把领导和媒体当成媒介，把企业当终极受众，不能搞反了。有些发布会、宣讲会，让领导、专家和媒体“反客为主”，真正的市场主体，倒成了陪客。连带着政策推进，也往往走走停停，像电脉冲，节奏和力道主要取决于领导的重视程度，而不是企业的需要强度。好的政策，当以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最重要的受众，当然是企业，而政策从头到尾，都应该让企业明白，来自政府的“宏伟蓝图”同自己的生意有直接关联。
政策的落地，要贯通“最后一公里”，不能有“肠梗阻”，被“打结”，甚至亮着红灯，看得见却过不去。企业反映最典型的，就是“准入不准营”。有的职能部门现在可谓门好进、脸好看、话好说，但事情依然难办。他轻飘飘一句，“查一下文件，走一下程序，办一下证件”，硬生生在玻璃门、弹簧门之外，加装了一扇“程序门”。
政策的实施，要精准适配，千万不能“雪中不送炭，锦上乱添花”。特别是在“补贴”问题上，不是不能补贴，但决不能“乱补贴”——有的地方直接动用财政补贴小微企业，虽有诚意，却容易导致不良的商业模式；给大企业补贴物业租金和装修费用，则等于在给大象“挠痒痒”。
值得学习的，是国际上有一种“Pay as you grow”的方法，即针对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匹配以不同程度扶持——对初创的小微企业，想办法直接减免成本，但极少动用财政补贴，目的是让它们活下来；对高成长的企业，长得越快、越大，就给予越多的国家买单的合同，甚至直接给予财政补贴，目的是助推其迅速成为全国冠军、全球冠军。
政策的推进，要保持“稳定地透明”。不少企业高管告诉我，到上海创业，肯定不是奔低成本而来，看中的是在这里可以高效获得高能级资源要素的组合式供给。能做到一揽子供给，综合成本反而降下来了，风险更容易管控。在上海，不可能奢求便宜，但这里的游戏规则是透明的、预期是稳的。这是上海的优势，而在当下，这个优势不能弱化，应该发扬光大。
针对企业的新政策，还有一条很重要——要尽可能让企业有“早期收获”。新政策的效能迟迟出不来，执行力、公信力自然就大打折扣。而能出效能，就在于政策接地气，企业有盼头，实际可操作，见效周期短。在这个意义上，政策推行，也要会“讲故事”，不是空谈，而是实打实树几个标杆、摆几个案例、讲几个善用政策的“励志故事”，用实实在在的企业案例，来诠释政策的逻辑和路径。
积极的企业政策，还可以这样归纳理解：职能部门要正确地做事，企业要做正确的事。
职能部门如果做事不得要领，可能会“诱导”甚至“挤压”企业去做不正确的事，乱创新，走偏道。最不好的做法，就是和企业竞争。
有些地方，宁可把资源“捂”在手里，低效利用，甚至闲置放空，也不愿意交给企业去活化和转化。还有些地方在处理和企业的关系时，只讲“清”，不讲“亲”，慢慢就“疏”了，“远”了。
备受期待的2020年，通过积极的企业政策，同企业建立起更好的“亲”“清”关系，显然是各级政府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