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本书来说，时间是衡量其价值的金标准。畅销书只不过附和了市场一时的需求;常销书才是如黄金一般的硬通货。

　　《尘埃落定》算得上是书市上的“黄金”。累计销量达数百万册。22年前，它出版面世;20年前，拿了茅盾文学奖;17年前，有了同名电视剧……更不用说，那些几乎隔几年就会被不同出版社再版、再编又重印的。

　　直到荣获茅盾文学奖20年后的今天，手握独家全版权的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尘埃落定》。里面收入了作者阿来的代后记《落不定的尘埃》，和他在茅盾文学奖颁奖礼上的演讲《随风远走》。

　　又是一部“新书”。一场阅读分享会也借机，近日在杭州单向空间书店举行。

　　阿来(中)，李敬泽(右)

　　多年后，阿来回头看看自己和当年作品，心情释然又激动。同辈同行李敬泽，是能够对他投以足够理解和敬意的。但这复杂心理，他眼前的年轻读者——会光顾单向这种新型文化空间的大多是年轻人——未必能懂。

　　活动在工作日的下午，来的人不少。热络交流中，书中上世纪40年代的藏族故事又多了些别样解读。甚至连写故事的人也变了。

　　历史才不是蒙着灰的老古董。22年后，阿来听见有一阵风吹来，“落定的尘埃又泛起”。

　　作为作者：

　　“我希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内在还是有艺术创新的冲动”

　　时间是好书的挚友，对好书的作者则不太客气——除非，在时光流淌的大河中，他们有站得足够稳的脚跟。

　　阿来惧怕衰老。

　　20年前，阿来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台上，将读者的欢迎、批评界的好评定义为“成功的喜悦”;20年后，面对台下新一代读者，他感叹：“话题一说就很可怕。因为这表示我正在老去。”

　　他对“老去”的定义是“慢慢失去活力和创造力”——两个创作者最需要的东西。

　　阿来是茅盾文学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尘埃落定》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书时，他也不过34、5岁。

　　作为“狂热的阅读者”，阿来读书时就知道和图书管理员搞好关系，只为能“不小心”被锁在馆里面过夜。现场有读者好奇地问：当年的一鸣惊人，是不是因为有范本参考模仿?

　　“没有。甚至我都不模仿我自己。” 阿来答得很干脆。他承认会潜移默化地受前辈优秀作品影响。但在主观上，他抗拒“重复”，无论写作内容还是方式。

　　《尘埃落定》成功后，不少人提议阿来按着类似套路写下一本。有追求的人，则不想永远停留在同样的模式里。阿来创作的第二部长篇《机村史诗》(六部曲)，一样是写藏族历史，叙述方式却大相径庭。

　　有人说，《尘埃落定》像飘逸灵动的河流，里有“门槛很高，高到云朵上去了”一般新颖的比喻，还有不少为模仿傻子二少爷视角而写的“若有似无”的叙述。《机村史诗》(六部曲)却是六座朴实沉稳、重现历史的山峦，是写实、凝重的历史全景。

　　重新找一条路写作，阿来有过“读者不认怎么办”的忧虑。只是内心深处的探索欲望更占上风。“我希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内在还是有艺术创新的冲动。”

　　相对论可以抗衡岁月流逝。阿来要把眺望山川大河的目光挪到脚下。

　　他要去拢出落在时代巨石缝隙里的历史尘埃。

　　《尘埃落定》涉及的土司制度、藏族文化等内容经得起考据，不是仅仅因为阿来生长于故事的发生地。“我们知道大历史，知道法国大革命是哪一年，鸦片战争是哪一年，但在历史观方面始终有一个缺失：我们不知道地方史。”他自己也不清楚家乡的微观史。

　　双脚悬空的感觉太不踏实。“我觉得写小说就要写自己的见识。”三十而立时，阿来停下写诗的笔，开始着手田野调查做地方史的研究。“藏族地区有不同的方言，我们那个方言区一共18家土司，现在是6个县，大概四五十万人。土司一般都是中央朝廷册封的。我调查了18家土司的所有历史，以至于后来比他们自己家族本身讲得更清楚。”

　　好事多磨。小说写于琼瑶剧盛行的1994年。没有名气的阿来被十几家出版社退稿，大部分编辑都认为纯文学没有市场。1998年，在阿来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慧眼识珠。

　　市场是多元的。只要是珍珠，读者就能识别出光芒。

　　在《尘埃落定》没出版之前，李敬泽看过清样。“一个好的作品，一个伟大的作品，或正在成为经典的作品，一定有坚实的历史基础，一定有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彼时彼地的考量。当我读到清样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了不起的作品。”

　　这也成为李敬泽“至今感到骄傲”的事。因为借阿来为“桥”，在一切未卜的情况下，他预判了一场市场的成功。

　　书首印数即达五万册，没用多久，正版印数即超过十万册，并被翻译为英、法、德等15国语言介绍给国外的读者，其中英文版3万册的版税更高达15万美元。近年来，他的国际影响和声誉也与日俱增，一场场国际研讨会、主题活动上，中外知名评论家、作家、汉学家、翻译家，以及普通读者对他投以热情。

　　“1998年全中国出书十几万种，长篇小说几千种。经过22年的漂流，‘活’到了今天的《尘埃落定》本身确实是个奇迹。这部书已经成为一个节点，它会继续被一代代的人阅读。”李敬泽说。

　　作为读者：

　　“有时候也会放任自己，在作品里头能得到多少就是多少”

　　阅读本身是一件私人的、自觉的事。拥有不同阅历、欲望和目的人，会看到不一样的纸中事。

　　一代代的人，是以一双怎样的眼睛看待《尘埃落定》的呢?

　　应主持人提问，李敬泽认真分享着老友阿来几十年来的变化。言谈间，他自然而然地背诵出《尘埃落定》中的一句话。

　　“在一个下雪的早晨，躺在床上，听到窗外野画眉在声声叫唤。”

　　这是《尘埃落定》第一章第一个节的第一句。句号刚落，台下浮现出许多会意的笑容。若仔细观察，会发现笑和笑之间是有差别的。有的含蓄，有的灿烂，有的沉稳——那张笑脸，从活动开始时就挂着了。

　　话题也不禁落到第一次看《尘埃落定》时的感受：有人把它视为知识拓展读本，用轻松地方式学习异族文化;有人把它奉为写作范文，位精巧的语言折服并加以誊抄;有人把它当成跌宕的小说，为“骨头里冒泡泡的爱情”的动心，也为彪悍民族权利的角斗惊情……

　　历史是真实的，小说是虚构的。渐渐地，更多人在思考的是，为什么会以“又傻又聪明”的二少爷的视角来写呢?

　　说过太多意味深长的道理了。阿来大概是有些疲惫。他就换个了“考究”的解答：“清末民国时期，18家土司有的传了30代，有的传了40代，再不济也传了20代。土司之间你嫁给我，我嫁给你，导致了人种的退化，造出来一个人要么身患残疾，要么智力不全。偶尔也会出现一两个有点超常智慧的人。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你将他写得完全可怜巴巴也不对，我也知道有些有某种缺陷的人，可能在某些方面超乎常人。”

　　“我觉得22年后，关于《尘埃落定》就不能再听阿来的了。” 没想到，李敬泽立刻就拆了“老友”的台。“假如我们现在将曹雪芹请来让他谈谈《红楼梦》，我们肯定都觉得曹雪芹说太不靠谱了。有多少人一定要通过《红楼梦》去认识乾隆年间是怎么回事?有些读者未必要通过《尘埃落定》了解土司制度以及时代变革的整个过程。”

　　一部作品在人群中不断流转的过程，是一场生命的成长。任何伟大的经典作品实际上都是由作者和一代代读者共同完成的，而且每一波读者都会作出新的阐释。

　　原来，李敬泽是要为读者的价值下注脚：“它是有两个“作者”的，一个作者叫阿来，另一个作者是我们。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比他还要伟大。”

　　台下笑得人更多了，表情里还明显多了一分自信。

　　阿来也不约而同地笑了。他回忆了“不受控”的写作经验：作家一般都是有写作动机的，但随着人物不断登场，他们自己就“活”了，一切预设和立场随之被抛弃，作家最后竟变成了一个旁观者、记录人，跟着人物走了。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阿来自认无法把握住读者。

　　他曾经做过十年杂志总编，最反感编辑们说“我推荐这篇小说发表的理由是读者……”这种说法。“我给编辑部立了规矩：‘不准说读者’。谁说读者，我就认为你在偷懒。”

　　有一回，阿来对着一个老说“读者”的固执编辑生气了。揪着编辑的衣领，阿来将他推到窗口质问：“我说你给我说清楚，楼下那些乌泱泱的人是不是读者?他说不是。我说你到楼下叫五个人上来，要都是我们的读者。他说找不到。”

　　书与人是相互成就的，“人”包括作者和读者。如果说《尘埃落定》至今葆有青春，从某种程度上说，活力由读者赋予。

　　“我也是读者，会阅读经典。大多数情况下，会试图揣摩作家想说什么。有时候也会放任自己，在作品里头能得到多少就是多少，不去揣摩他们的本意。”

　　也许，阿来想说的是，一部好作品总会给读者的留白足够的解读空间——毕竟，有时候，作者也说不清爽，当初为什么要写成这样而不是那样。

　　揣测市场的想法也许真的是一场徒劳。作者大可摒弃杂念，顺其自然地把故事讲好。其他，就留给时光。

　　作为纸中人：

　　“故乡不仅有卑下，还有高贵的精气神”

　　纵使“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总是因为它在探讨一个永恒的时代大主题。

　　关于《尘埃落定》的书名，阿来在代后记《落不定的尘埃》里留下定语：“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这是一个好题目。小说里曾经那样喧嚣与张扬的一切，随着必然的毁弃与遗忘趋于平静。”

　　话中有几分“落叶归根”的意蕴。那是“乡愁”的另一种比喻。

　　阿来在代后记里还说，小说正是他作为一个原乡人在精神上寻找真正故乡的一种努力。 “我用小说去怀念那生与死，铁与血的大浪漫。”

　　在田野调查中，阿来听到许多传说。传说里的大浪漫来源于历史的厚重，是野蛮里带着的血性和不屈从。对比之下，烛光晚餐一般的当代小浪漫，在历史大浪漫之前陡然显得不足一提。

　　李敬泽把这种大浪漫形容为“乡愁”。“乡愁是一个文化或一个人对已逝去的记忆，不仅包含着过去是什么，还包含着我们应该是什么，生活应该是什么的一些理想。”

　　听到评论家的读后感，阿来忽然被点醒了。他开始审视自己历经的时代，和时代经历里的自己。

　　不是每个故乡都惹人留恋。

　　“我唯一的梦想就是离开那个地方。”阿来出生的上世纪50年代末是普遍贫困的年代。深藏腹地的川西物质和精神极度贫乏。“我很年轻时，在县城中就很有名了，因为教书教得好。因此当了我们州的政协常委。那时候政协里没有什么知识分子，全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那些人：统战队、喇嘛、土司。开会时所有人都没精打采，发言都是同意、好。”

　　一个人对故乡爱得越深，就越看不得她的自甘暗淡。

　　写完书后，阿来就毫不留恋地告别故地。多年后，他依旧庆幸有足够的执着和韧劲，支撑自己最终逃离。

　　“我一般不同意‘你要感谢故乡山水’的说法。难道故乡就不该感谢我一点吗?写完《尘埃落定》这本书，我离开它就更有勇气了。至少我们俩和解了。”和解之后，已不在此山中的阿来，看到了一束光从原来的混沌中射了出来——

　　他想起那些开会时没精打采的人们，只要晚上喝点酒，就会“活”过来，两眼放光，红光满面，侃侃而谈。茶马古道上的大商人、边疆沙场的一代枭雄……在已成历史的时代中，他们和他们的祖祖辈辈都曾是英雄。

　　他一边书写故乡史，一边一步步意识到，“故乡不仅有卑下，还有高贵的精气神，以及和大地匹配的英雄气概。”

　　于是，阿来不再是愤慨的青年了。《尘埃落定》使他得到了成长。

　　正如李敬泽足以发人深省的话：“当我们热爱田园时，我们对自然、大地、村庄的那个热爱，实际上不仅仅是因为很多东西正在逝去，也是因为我们认为那些过去里包含着一些我们生命当中非常珍贵的、必须珍视的价值。”

　　叔本华说：“人们最终真正能够理解和欣赏的事物，只不过是一些在本质上和他自身相同的事物罢了。”

　　《尘埃落定》告诉我们，我们的过去曾存在着一个天真未凿时代。当我们捧读后之所以发自内心地为之倾倒，是否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在书中看见了自己，以及心中的向往?

　　帮助自己在不确定的时代，坚守内心，完成精神的修炼和成长——这就是一本书的力量。

　　就好像，尘埃可以被吹散，也可以落定成大地。大地上，人与大树和花朵一同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