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工作中，我们形成一些重要认识”：一是“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二是“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三是“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四是“必须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这四个“必须”的提法值得高度重视。第一个必须，言外之意是宏观调控依然要避免“大水漫灌”，市场不要对财政货币信贷政策的过度放松抱有期待；第二个必须，指的是中国政府仍然会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与防风险之间进行艰难地平衡。在上述目标彼此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相关决策将会变得格外审慎；第三个必须，强调的是在潜在增长率下行过程中，加速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第四个必须，虽然放得靠后一点，但依然说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标没有改变。
2、“要继续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明年强调的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中的“补短板”。这说明，在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与降成本方面，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三去一降”的核心，是控制。“补”的核心，是创造。这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宏观经济增长方面的涵义由抑制转为了扩张。
3、“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
这意味着2020年金融监管政策不会边际上继续增强，但也不要期望金融监管会显着放松。
4、“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2020年，大专院校毕业生、高职与中专毕业生的数量很多，在经济增速仍在下行背景下，做好上述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是中国政府工作的一大重点。这方面的指标与情况，值得重点关注。
5、“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强调提质增效与结构调整，而非纯粹的数量扩张。这意味着预算内财政支出的力度不会大幅上升，3.0%的GDP占比仍有可能不突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是指明年各级政府的三公经费将会非常严格。做好重点领域保障，一是下文将会提到的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也即所谓基础设施短板），二是基层三保（工资、运转、基本民生）。
6、“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
今年有所谓“宽货币、紧信贷”的说法。我的理解是，这是指要在对特定重点领域（房地产、地方政府非规范借贷）方面进行调控的同时，降低一般主体的融资成本。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活力试图激活的三大领域“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这三个领域自然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各类政策倾斜的对象，其中蕴含着大量的投资机会。
7、“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是未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两大类行业。在现代服务业方面，上面的表述给出了中国政府偏好的发展方向，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与“价值链高端”拓展；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与“多样化”升级。符合上述概念的服务业行业与企业值得投资者关注。
8、“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
下面这一点市场已经形成高度共识：在当前态势下要实现稳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发力。尽管我们不能也不应回到2009年4万亿的时代，但财政资金与金融资源未来必将对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进一步倾斜。上面这段话指出了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包括十四五实施阶段）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关键词包括：1、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2、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3、通信网络建设（5G）；4、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5、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与冷链物流；6、农村基础设施。
9、“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4.410, 0.04, 0.92%)，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在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仍在下行的背景下，激发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一大方向，就是进一步放松资源流动束缚、推动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如笔者及其研究团队反复强调的，未来中国经济的最大看点，就是以下五个新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区域：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北京—天津—雄安）、长江中部区域（武汉—郑州—合肥）与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这五个核心区域将成为未来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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