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的整体性衰落和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式振兴的平行发展，对国际权力转移和国际体系转型态势的共同塑造作用日益明显。在新旧秩序加速交替的过渡期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逐渐进入了从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政治到复合国家间关系及超越国家边界的跨国要素流通和互动的新阶段、新时期，并呈现出高度复杂的分化特征。2018年，全球政治的治理赤字问题有可能更为突出，国际社会更加需要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首先，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重组的同步并行增加了全球政治的不确定性。相较于以往的国际秩序，当前国际秩序的失序本质上极有可能体现为一种来源多元的复合型矛盾结构：主张超国家的全球治理与捍卫国家主权理念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的角力;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对国家边界的消解与以国家边界为外延的民族主义复兴和国家的回归;更强调合作共赢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与更崇尚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理念的复苏。凡此种种，都注定了全球和地区层面的权力转移不仅充满了复杂性，也包含着诸多不确定性，世界失序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中东、欧洲和东北亚等地区的域外和区内国家间的冲突风险正在加大。
其次，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双向运动使得民粹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再次崛起并更具破坏性的影响力。有限度的孤立主义政治力量的抬头给曾经作为一体化典范的欧盟带来的深刻政治危机短期内难以解决。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的消解进程开始进一步加速。
第三，以全球大国竞合为中心的“大博弈”和以地区行为体为主角的“小博弈”的平行发展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基于利益诉求的权宜联盟，进一步加大了全球政治的分化。这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板块碎片化，势必给特定地区内的中等国家扩大自身影响力及域外大国的深度渗透提供了历史性契机。在此意义上，打击“伊斯兰国”取得阶段性胜利、叙利亚内战行将终结恰恰可能揭开了中东乱局的新起点;乌克兰危机的久拖不决表明“新冷战”的幽灵可能在欧亚大陆再度徘徊;东北亚安全继续受朝鲜核问题复杂局面的强力作用，战争与和平二择其一的风险较前上升。
第四，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议题的交织和共同发展呼唤全球治理观的更新升级和治理实践的创新突破。一方面，旧地缘政治没有被强调相互依赖、协作共管的新地缘经济代替，阵营政治、集团政治没有完全被共同体政治嬗递，分裂的世界没有被全球化的、无界限的世界全部更换，冷战思维顽固不化导致诸多传统安全问题有可能以新的军备竞赛等方式凸显出来。另一方面，气候变暖、毒品泛滥、三股势力沉渣泛起、发展不平等和不均衡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理念和实践双重赤字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
维系安全共同体、促进共享的价值体系和促成稳定的国际秩序历来被视为大国真正成功的关键标志。在全球政治日趋分化的关键时刻，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可能方向彰显出前所未有的重要价值。全球治理的未来必将以中国加入和重塑新的国际体系所定义，而未来国际秩序和地区格局可能也在相当程度上同样由这一进程所定义。正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中国，以“一带一路”为主要合作平台的新型全球化，必然能给国际社会提供新的稳定预期。
在新的历史时刻和超现实的世界舞台上，中国有更坚定的战略决心、更全面的战略视野、更前瞻的战略远见、更精致的理想主义、更扎实的议程设置，必将承担起更重要的国际角色。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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