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美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这更加深了业界对于全球贸易走势的担忧。
2017年全球贸易的强复苏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亮点，不仅是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各国贸易都在这波复苏中实现了同步发展。贸易复苏背后是实体经济复苏的支撑，特别是制造业和资本品贸易复苏的强劲带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充当了双引擎。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茉楠注意到，尽管整体复苏势头强劲，但全球贸易似乎隐现增长拐点。“WTO全球贸易景气指数显示，2017年第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指数、国际航空货运量指数以及出口订单指数增速均呈现出放缓势头。”张茉楠认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拐点可能就在2018年。
连锁反应
2018年，美国全球贸易政策由“交易型”更多转向“主动进攻型”。这将使以WTO为主体的多边贸易体制遭受冲击，并在全球范围产生连锁的结构性冲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拿所谓的“美中贸易逆差”说事，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全球价值链全新定义了“本土制造”的含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传统贸易形态已经不再，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产生使全球贸易更多体现为增加值贸易或中间品贸易，产品的生产更多地由“本土制造”转向“全球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美国处于价值链高端，较少进口第三国的中间产品。作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国，中国则背负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出口中间品所产生的贸易逆差。“如按全值统计，这些国家产生的中间品和贸易逆差就统计在中国出口的最终产品上，进而体现为中国对美国的大额顺差。”张茉楠指出，世贸组织、贸发会议和经合组织一直在推进“增加值贸易统计”，试图改进现有的统计方法。
2017年，中国以4.1万亿元的贸易总额，超过美国回到全球第一大贸易体地位。但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看，很多中国出口的最终产品既有境内增加值，又包含境外增加值，且不少产品包含的境外增加值要远高于境内增加值。源于中国全球最大中间品贸易国和全球最大制造中心的地位，其出口产品中的境外增加值占比也是全球各经济体中最高的。“在中间品贸易主导的国际贸易格局下，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全面的贸易战，影响绝不仅限于两国之间，全球价值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会免于冲击。”张茉楠指出，贸易战不单单会制约中国的出口，由此引发的中国市场总需求的萎缩将降低中国的进口需求，进而对中国台湾、韩国、东盟、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大量的机械及通信设备等产业的中间品贸易和零部件来自韩国、日本，一旦美对华“301条款”调查征税建议清单兑现，这些国家受到的冲击可能比中国还要大。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最近的报告显示，如果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减少10%，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可能减少19.9%。
冲突将长期存在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制造业出口已逐渐由“一般品贸易”向“资本品贸易”升级。2015年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占比超过50%。尽管中美贸易存有很大的互补性，但是从态势和趋势看，中国正向产业链高端迈进，由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向电子消费品、机械设备，并进一步向更高端的精密制造方向升级。“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结构的变化判断，中国的产业升级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国产生冲突。”在张茉楠看来，对此，中方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从这个角度看，也就容易理解为何美国根据“301条款”的征税建议清单所涉及的不是一些传统行业，而是转向机械、电子或半导体芯片等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并不是中国对美国呈现贸易顺差的产品或行业，而恰恰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产业。
同时，美国232措施已把全球很多贸易伙伴纳入到“贸易战”框架之下，将给美国的跨国公司和消费者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实际上，美国80%以上的进口贸易是来自跨国公司的价值链。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绝对主导者，很多跨国公司的海外营收都远高于本土营收。如果美国针对中国的中间产品，特别是机械产品进行高额关税惩罚，产业链中的跨国公司也将直接受到冲击。同时，为使美国更为强大，美国正推动制造业、资本和竞争力回流，特朗普政府的税改法案也计划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研发中心的设立和技术转移进行限制。
对于中方的政策选择，张茉楠回溯当年的美日贸易战指出，在贸易战的情况下，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不能为了短期的和平牺牲长期战略利益;《广场协议》的惨痛教训已经表明，必须保持本币汇率的稳定，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会给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对于美债，中国如果主动发起一轮金融战，会对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产生很大的消耗。同时，鉴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应该联合更多的贸易伙伴和全球价值链伙伴，将中美贸易问题置于WTO等多边框架而不是在双边框架之下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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